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历史进程。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便是社会分工的精细化，敲敲打打的手工制造被精准迅捷的流水线取代，庞大繁杂的项目被一支支干练、专业的队伍肢解，新的行业不断涌现，新的专业层出不穷，就连饺子皮都有专门的人员为你制作。
　　360行的分工已是历史。专业化已成为新的时代发展需求，我们正处在这个时代。
　　在传播学家的眼中，“人之所以为人”从传播起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传播史。从结绳记事到语言的出现再到文字的产生（高级的编码符号），在人类生生不息的繁衍之中，传播着历史、传承着文化与文明。在漫长的传播进程中，就传播的“传者，受者，传播径”这三个方面，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不同表现而言，至少，我们有这样两种启示：其一，是由早期的以“口口相传”为主的人际传播，到以传播手段新颖，传播渠道丰富为传播优势的电子媒体时代，再到以受众为主导，强调贴近性的今天，传播经历了一个由小众到大众，由传者到传播途径再到受众的发展过程。其二，是任何一项科学技术的诞生和文化观念的形成都会给这个社会带来积极的进步甚至是巨大的变革，传播领域也不例外。印刷术的发明成就了纸媒体，而电子技术的发展使得文盲也可以通过广播、电视接受传播。事实上，任何一场重大的文化思潮，在通过媒体传播向世界的同时，也深深地影响着媒体自身。其中人本主义思想是近些年来影响最为广泛的一种文化思想。反映在传播领域上，便是直接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方式。
　　从以上两个启示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从科学技术层面上还是文化理念上，今天的传播无可否认地已经进入了一个以受众为中心的新时代，也就是说作为大众传播的传者在新的传播形势下，需要对我们的受众进行一番新的动态性的考量、研究。就广播电视行业而言，受众的心理需求，以及带来心理变化的文化动因是进入这一行需要首先面对的问题。
　　一、传播是以受众为中心的
　　以受众为中心只是媒体成熟化的一个表现，而并不是说，它是不同阶段中的侧重点。事实上，受众作为传播活动的终端，其心理与兴趣的变化从来就影响着传播活动本身，而且受众接受传播成效也成了检验传播活动成果的唯一标准。我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也就是“文革”前，当时的北京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前身）在对外广播上，将那些对我国了解不多，有些疑虑，但又对东方文化充满兴趣的受众（政治上的中间分子），作为自己的传播对象，以东方文化，中华文明为主要的传播内容，收到了较为有效的传播效果。听众来信不断攀升，最高时，一年将近30万封。然而，进入到“文革”时期，受“左”的思潮影响，把“马克思主义左派”作为自己的主要受众，以政治宣传为主，从而失去了许多受众。听众来信也一路骤跌至2万封以下。
　　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媒体在传播中，对于受众的定位和沟通上是有过波折，走过弯路的。步入改革开放时代后，我国的各项事业如沐春风，传播事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电视的发展速度更是一日千里。然而，就传播的效果来看，并不象它的速度那样叫人欢喜，这大约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我们的传播受内部体制政治化程度较高的影响。比如：过分地强调社会的某一侧面，而缺乏对于社会全方位的展示，这影响了受众的求真心理。传播方式上仍以突出教育性为主，缺乏个性化（尽管近几年，许多媒体在这一点上作了很大的改善）。二是对于受众的研究却始终处于一种依托传统经验下的落后和“察己可知人”式的原始方式。有些媒体仍使用着一种叫“拍脑袋”式方法，来决定我国受众的心理状态和心理需求，往往脱离实际情况、脱离受众需求，这与开篇所述的专业化时代实在相去甚远。
　　由此我们不难想象，我们的传播是建构在政治体制下的单一价值观（这一点在新闻报道中尤为突出）。对于不同的受众群均采用一致的，无差别的，缺乏针对性的传播。当然，受众并不一定买帐，久而久之便会在受众中产生出一种怀疑态度，甚至是一种逆反的心理。随之而来的是，媒体自身的公信力也会受到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说，媒体是社会的代言人。如此一来，后果可想而知。
　　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都是无可厚非的。为稳定社会大局，坚持正面报道，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但对于普通的受众来说，就象是在交易市场，只有看了，比较了之后，才知道这自卖自夸的“王婆”原来也是可以卖物美价廉的好瓜的！
　　事实就是这样，满足受众“求真”、“求知”的心理，受众才会信任这个“代言人”，进而信任我们的社会。这样的传播也才是有价值的传播。对于这一点，我们总是疑虑受众对于不同信息的承受力和辨别力，实质是对自身的不自信。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我国曾引进过一部美国大片叫《真实的谎言》。不愧这大片的名头，一上映便红了个半边天，冷寂多年的影院也重新热闹起来。与我一起凑这个“热闹”的朋友中，有一位认为这是一个鬼话连篇的把戏，哄着观众玩的，一付不以为然的样子。然而，在影院里，不说，不笑，全神贯注的人中，就有这位老兄。走出影院后，被大家嘻笑的这位老兄由衷地感叹了一句：这真是一个“真实的谎言”。
　　其实，那位老兄说的并没有错，这的确是一部哄着观众玩的影片，而且不止这一部，许多美国大片走的都是这个路子，但又如何让人家感叹这是一部真实的谎言呢？认真解读之后，我们不难发现这其中的奥妙。
　　这类影片，开篇之始编导们便向你扯下了一个弥天大谎。你自然不信，全当是在消遣。可接下来在影片的故事构成，情节设计，逻辑推理以及情感渲染上，编导演却来了个180°的大转变，扳起面孔，真打实干，力求让每一个细节都极为真实。这一个个真实的细节，犹如一个个挂在你身上的小勾，不由你不进入这“荒唐”的世界。也就是说，当你相信了一个个局部的细节后，接受它的全部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尽管你会醒过神来，但皇帝的新衣已经在你的眼前，一针一线地完成了。这的确是高妙的传播技巧，更是高级的传播理念，它完全抓住了受众的心理，一拳将其击倒，然后是潇洒地“胜利大逃亡”，等待着下次卷土再来。
　　与之相比，我们的影视传播恰恰是南辕北辙。一样的故事（甚至是真实的人物情节），在我们许多编导手中经常被拿捏得走了型（电视剧尤为突出）。这一类的影视剧通常都是严肃认真的面孔。但这之下，不是无病呻吟的矫情，就是虚应故事的俗套，再不就干脆把受众当作傻子，陶醉在自问自答的快乐中。这种影视剧有一个共通的弊病：细节上的失真。不论是新闻还是影视剧，它们传播的都应该是对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的一种客观描述。因此对于受众来说，他们无法接受那些经不起推敲或无法理解的虚假细节，自然对于这样的影视剧不买帐也是情理之中。
　　一个兜售的是，用真实（或是逼真）的细节来建构而成的虚拟世界，而另一个因虚假的细节，则几乎可以毁掉一个真实的世界。这前后一比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缺乏的不仅是先进的传播技术，传播观念的落后才是其中的根本问题。难怪当我国某位导演对着《泰坦尼克》感叹我们的电影就是缺钱后，便立刻遭到一些业内人士的撰文批评，其中有一篇就叫“给你十亿也白搭”。我想这其中的道理是再明白不过了。
　　事实上，我们的许多传播非但不能在传播终端——受众中产生共鸣，甚至造成厌恶的逆反心理，这不但会损害我们的传播事业，也不利于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改变我们的传播观念，了解受众的心理状态，是取得良好传播的前提。只有当我们了解了受众的心理需求后，我们的传播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最大可能地获得受众的认可。只有当我们了解了受众的心理状态后，我们才能了解受众的信息兴趣和信息需求，进而改变我们的报道方针和传播形式，以使我们的传播价值最大化。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媒体在国际传媒中寻找到发展的空间。这一点在我国入世后，以及逐渐显现出的全球化浪潮下，显得尤为重要。
　　研究受众的文化心理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问题，而是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
　　二、儒学与我国电视受众的承受型内向心理
　　任何一种心理模式都存在于一种文化根源。对于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泱泱中华来说，传播之广，影响之深的文化思想莫过于儒学了。
　　自从孔子创立儒学以来，儒家学说对中国人的影响几乎从未中断。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明清时期，它更是作为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而深深地渗透到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学、历史、哲学等文化思想里，对我国的民族精神，历史形态乃至风俗习惯都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儒家学说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而且两千多年来的发展还使它内化为一种人文品格，深深地积淀于我们的民族血脉之中。虽然时过境迁，儒家文化已经成为过去，但无论我们在哪也无论我们对它采取怎样的态度，我们都无法否认，今天的我们在思维方式和形为方式上，都留有儒家思想的烙樱产生于社会动荡，诸侯纷争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学，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它不但高瞻远瞩地重塑了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和社会秩序，更重要的是它为整个社会树立起了道德观和价值观，并且影响至今。这其中既有自强不息，吃苦耐劳，倔强坚毅，真诚质朴，谦逊乐观的品质，也有因循守旧，忽视个体，压抑本性，自大且自卑（鸦片战争后而形成）的心理态势。尤其是历朝历代的大儒们在不断地阐述，引申中儒学也存在着一定的扭曲和异化。
　　正如《说文解字》中对“儒”的解释一样：儒者柔也。柔便是“柔和、柔顺、阴柔”等意思。以文制武，以柔克刚这种儒学思想或可成就贞观之治这样的宏大伟业，但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却造就了一种承受型的心理，他们被动地接受着社会，对于许多违心之事也可忍耐，甚至是逆来顺受，鲜有主张。这种主动承受与被动接受，被“柔”的思想巧妙地统一在了农耕文明下的艰苦劳作之中。手把锄镐的老农们以苦为乐，守住规矩便是天大的福了。
　　守住规矩，就得“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孔子对弟子们的要求，更是封建帝王对民众的希望。半封闭的心理态势也就这样形成了。人们高高地筑起院墙，大门里还需立个影壁，生怕走入一些不相干的事物，防的便是那些不速之客。虽然平日里人们也可在酒馆、茶肆里听新闻，讲故事，但内心却始终固守着那份早已确定了尺码的精神家园，不能动遥“不成规矩，何以成方圆”，在陌生事物的面前，我们通常是这样的心态。不容你比较，也无需你思辨，先入为主的依然是这“规矩”。
　　“守规矩”是我们民族心理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在这一心理影响下，人们只愿接受符合自己价值规范的循规蹈矩的事物（至少这种“规矩”是被看作正根本源的）。与此一脉相承的另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内向型心理。
　　儒家柔和的处世之风和贯穿于“仁”概念的谦和忍让，友善相帮极其符合当时农耕文明下的小农经济，更满足于封建帝王在民众管理上的口味。遂在不断承袭，世代加强中也培养出了东方文明所特有的谦逊内敛，含蓄深沉的带有地域和宗族色彩的心理特征。然而，谦逊下不免难有竞争；内敛后可能缺乏个性；含蓄里有时不善表白；深沉中也许平服了激情。当有人喊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口号时，这一切变成了真实而又无法逃避的现实。不讲个性，也不求创新是那个时代极为普遍的一种心理状态。就这样，人们在缺失了自我，牺牲了个性的前提下，又在自己的田园里平静地生活了近一千年。
　　或许是习惯成自然，在半封闭的心理状态下，渐渐地我们的先人们养成了“察人可以知己，察己可以知人”的推测作为自己与世界的沟通方式（并且代代相传，至今仍是某些人的一种处世方法）。这本是一些聪明人的机灵招法，并非百试不爽的灵丹妙药。如果将其放之四海，它的主观臆断性便会带来不小的危害。最严重的结果是造就了自以为是的心态。认为天下莫过于此，世人莫过于斯。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自大、自满的心理。当然这种“自大”被后从海上飘过来的几艘炮船打的粉碎，至今我们也很难说，准确地找到了一个平衡的支点。
　　事实上，任何一场重大的历史事件或历史变革都会给当地的民众心理带来强烈的影响。鸦片战争便是这样一件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它甚至穿过了历史的烟尘，直达我们今天的心理。
　　当一个民族的道德观、价值观被确定之后，社会的心理状态随之也被确立了下来。对于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儒学来说，虽有糟粕，但更为重要的是那闪烁于历史长河间的如宝石一般的精华，它的许多道德观、价值观，至今仍被我们